欧洲生育组织：精子捐赠者应限制后代数量

47岁的Ties van der Meer至今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有多少兄弟姐妹。他于1979年通过荷兰一家私人生育诊所的匿名精子捐赠出生。2004年，荷兰立法禁止匿名捐赠——这意味着所有新捐赠者必须同意在子女成年后透露身份。然而，包括Ties所在诊所的医生在内，一些从业者选择了销毁历史记录，以防被追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5个、50个还是500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Tie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不确定性让他感到不安，也促使他加入了全球范围内寻求“出生真相”的捐赠后代群体。类似的故事并不罕见：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来自同一匿名捐赠者的后代数量可能高达数百人，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近亲婚配。

欧洲生育组织的建议

本周，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ESHRE）发布了一项新的指导建议，呼吁各国对每位精子捐赠者所能产出的后代数量设定严格上限。该组织建议，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上限应设为10个家庭；在人口较多的国家，上限可放宽至25个家庭。这一数字远低于目前许多国家的默认标准——例如在美国，一些捐赠者的后代数量已超过200人。

ESHRE还建议建立跨国登记系统，以便捐赠后代在成年后能够查询自己的遗传起源。该组织表示，匿名捐赠在伦理上存在重大隐患：不仅剥夺了后代了解自身遗传背景的权利，也可能导致未来数代人面临心理和医学上的不确定因素。

“精子捐赠不是卖咖啡，它关系到人类生命的起源和尊严。”——ESHRE伦理委员会主席Dr. Anna Krawczyńska

行业背景与争议

全球精子捐赠行业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监管。丹麦、美国、比利时等国曾是“精子出口大国”，每年有大量来自少数精英捐赠者的精液被跨国销售。一些商业精子库刻意突出捐赠者的外貌、学历和才艺，甚至推出“名人脸”套餐，吸引客户。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同一捐赠者被反复使用，后代数量难以控制。

早在2020年，荷兰便发生过一起诉讼：一位通过匿名捐赠出生的女性起诉诊所，要求知晓其遗传父亲的姓名。虽然法院最终支持了她的诉求，但许多旧档案已被销毁。Ties的案例正是制度漏洞的缩影。

与此同时，新技术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部分国家开始允许使用DNA检测网站（如23andMe、AncestryDNA）来寻找遗传亲属，这实际上打破了匿名屏障。一些捐赠者发现自己的后代数量远超预期，而许多后代则意外发现彼此的存在。

编者按：伦理与制度的追赶

精子捐赠技术的初衷是帮助不孕不育家庭，但它逐渐演变为一项跨越国界的产业。当我们用商业逻辑来定义生命时，后代的权利往往被忽略。合理的捐赠上限、匿名信息的透明化以及事后追溯机制，不仅是对个体的尊重，也是预防社会伦理风险的必要手段。ESHRE的建议虽然不具备强制力，但它为各国立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毕竟，在涉及人类基因和家庭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只做“效率最高”的选择，而应做“最负责任”的选择。

本文编译自MIT Technolog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