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部首次公开站队AI训练:特朗普政府在纽时诉OpenAI版权案中支持合理使用

2026年9月2日,美国司法部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交20页利益声明,正式介入《纽约时报》诉OpenAI版权案,主张用版权材料训练大语言模型属于合理使用。司法部副总检察长斯坦利·伍德沃德联署文件,援引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力为核心论据。这是联邦政府迄今第一次在AI训练版权系列诉讼中公开表态,法律界普遍认为此举将对整个内容产业的诉讼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2026年9月2日,美国司法部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交一份20页的“利益声明”,正式确立联邦政府的法律立场:用受版权保护的文本训练大语言模型属于合理使用,不违反版权法。文件由司法部副总检察长斯坦利·伍德沃德(Stanley Woodward Jr.)联署,递交至主审法官西德尼·斯坦恩(Sidney Stein),案件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审理。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迄今第一次在涉及AI公司的版权系列诉讼中正式表态。

这份文件介入的是《纽约时报》于2023年12月对OpenAI和微软提起的版权诉讼。该报指控两家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数百万篇已发表报道训练ChatGPT背后的大语言模型,主张生成内容可直接与其新闻产品竞争,侵蚀订阅、授权和广告收入。OpenAI否认侵权,称使用公开可得材料进行训练受到长期判例法的合理使用原则保护,也是维护美国AI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多家相关报纸的案件已并入这一主案;今年6月,近400家新闻出版商另行对OpenAI和微软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内容相同。

合理使用的技术争议:LLM到底对版权内容做了什么

合理使用是美国版权法中的例外条款,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无需授权使用受保护作品,判断标准包括四个因素:使用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是否具有“转化性”;受保护作品的性质;使用量相对于整体作品的比例;以及对原版权市场的影响程度。这四个因素须综合权衡,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单独决定结论,也没有固定公式,完全依赖法院逐案裁量。

司法部利益声明的核心技术主张是: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与普通复制行为有根本性区别。模型并不直接存储或复制文本——训练数据被转化为数以亿计的浮点参数,这些参数代表语言的统计规律,而非任何特定文章的内容。在推理阶段,模型生成的每一段话都是基于这些参数的概率采样,原始文章的具体措辞理论上无法从模型中直接还原。司法部在文件中将这一过程称为“极具转化性”(extraordinarily transformative),主张系统从训练数据中获得的是“通用推理和语言能力”,而非可重放的原始内容。

《纽约时报》的反驳恰恰击中了这一框架的薄弱环节。该报在诉讼中提供了证据,展示ChatGPT在特定提示下可以几乎逐字输出其付费文章的段落,证明模型在某些条件下确实记忆了特定内容,而不仅仅是掌握了抽象语言模式。这一“记忆溢出”现象是AI工程中已知的实际问题,它指向的不只是训练过程本身,还涉及模型部署阶段的输出控制——即便训练阶段合法,输出阶段的内容还原仍可能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

这份文件能起多大作用,以及为什么时间节点重要

准确理解司法部利益声明的法律效力是把握这一事件真实意义的前提。这类文件是联邦机构在不加入诉讼的情况下表达立场的标准工具:政府不成为当事方,法院没有义务采纳其观点,裁判权完整保留在法官斯坦恩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件可以忽视。一份由副总检察长联署、援引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正式文件,在裁量“公共利益”这一合理使用考量因素时,会为法庭构建额外的解释框架;在上诉阶段,联邦政府的正式立场更会被高级别法院更审慎地参考。

时间窗口的选择显然经过计算。主审法官斯坦恩要求双方于9月4日提交简易判决动议,司法部选择在此前两天递交文件,直接将政策信号注入最关键的诉讼阶段。

政府的论据体系:从创新叙事到国家安全

利益声明给出的论据不是单纯的版权解释,而是一套将版权问题国家战略化的论述框架。文件援引了三个层次:一是大语言模型正在帮助研究人员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对合理使用的狭窄解释将妨碍创意和科学进步;三是如果版权规则显著提高美国境内训练大模型的难度,将损害美国AI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带来国家安全风险。文件明确表述:“美国在此案中有强烈利益,要求法院拒绝任何认为以版权文本训练LLM违反版权法的主张。”

这一策略将版权问题从知识产权框架移植到地缘政治竞争框架——直接回应了硅谷AI公司长期在政策游说中使用的核心叙事:中美AI竞争使得版权管制的成本不只是商业问题,而是战略问题。《纽约时报》对此予以正面回击。该报发言人表示:“政府正在站在极少数价值数万亿美元的AI公司一边,以牺牲无数美国创作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这些公司窃取了这些创作者的作品。”该发言人补充:“政府提案将破坏人类创作内容的可持续性,而一个健康社会依赖于这些内容,AI同样需要它才能运转。”

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得失

对于AI开发商——OpenAI、Meta、Anthropic等——政府介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层风险屏蔽,即使不具有直接法律约束力。版权诉讼风险是这些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不确定性:一旦法院裁定训练行为侵权,理论上可能追及历史训练数据,引发天量赔偿;联邦政府公开支持合理使用立场,至少会在议论中显著压低这一风险的预期概率。作为OpenAI最大财务支持方的微软同样受益,其法律风险敞口与OpenAI高度重叠。

对于新闻出版业,这份文件标志着明确的政治挫折。出版商们此前寄望于政府在版权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同情创作者,但白宫的优先级排序现已清晰:AI产业竞争力优先于内容版权保护。近400家新闻出版商的集体诉讼、以及逾400名好莱坞创作者和高管此前向特朗普政府发出的请愿,都在这一表态中被明确否定。

对于图书出版商、音乐版权方和影视创作者,影响范围远超新闻媒体。AI公司训练数据的广度覆盖书籍、歌词、剧本和视觉艺术,司法部以“公开可得互联网材料”为口径的论述具有普适性,其射程远不止于报纸文章。好莱坞工会和制片公司此前就AI使用版权材料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劳资谈判,这一政治信号会直接改变他们对谈判筹码的预判。

对于企业开发者和SaaS用户,短期内政策不确定性有所降低。

2025年的分歧判决提供的法律参照

2025年,两位联邦法官在处理类似的合理使用问题时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目前没有上诉法院裁决确立统一标准。其中,在涉及Anthropic的案件中,一位加州联邦法官裁定Anthropic使用作者作品训练AI模型的行为“极具转化性”,认定合理使用成立;但法院同时裁定,Anthropic使用盗版材料构建数字内容库的行为不属于合理使用,要求就此进行庭审——该案最终和解。另一位法官则在权衡市场损害因素时得出了不同结论,两位法官的根本分歧在于:认定“转化性”之后,原版权市场的损害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覆盖前一因素。

这一先例背景对《纽约时报》案极为重要。《纽约时报》的指控并不涉及盗版材料,而是争议合法爬取公开网页内容本身是否侵权——这是一个比前述案件更为根本的法律问题,也是司法部介入的实质靶点。在没有巡回上诉法院统一判例的情况下,法官斯坦恩的裁决将极可能成为全行业的第一个基准参照,被随后数十起类似诉讼广泛援引。

战略前瞻

最可能的近期走向是简易判决阶段的关键裁量。双方已于9月4日提交动议,法官斯坦恩的裁决将是第一个决定性节点。如果斯坦恩采纳“极具转化性”框架,将使整个AI行业的版权风险敞口大幅收窄,并在实践上确立一个对开发者友好的行业标准;如果他更多关注“逐字输出”证据,则可能要求OpenAI举证其输出控制机制有效抑制了内容还原——这将迫使所有AI公司加快在去记忆化(unlearning)技术和输出过滤机制上的工程投入,成本将被转嫁到整个开发生态。

更长远的关键信号在巡回法院层面。一审裁决迟早会进入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纽约时报》案管辖),而同类案件在第九巡回(加州)亦在推进。当两个巡回之间出现判决分歧时,最高法院介入的压力会急剧上升。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局裁判,它将一次性厘清合理使用原则在AI训练场景下的边界——而现在,联邦政府已经用一份20页的文件明确表达了它希望那条边界画在哪里。

在立法层面,此次表态清晰传递了一个信号:现届政府无意通过立法主动缩小合理使用范围。这将减轻AI公司的立法游说压力,也意味着版权方几乎只能依赖司法路径。结果是版权诉讼数量不会减少,且高度不确定的诉讼结果将成为整个内容产业接下来数年的常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