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1日，谷歌DeepMind研究工程师Sofia Liguori向BBC发声，宣布以辞职形式抗议谷歌与美国国防部及以色列军方签订的AI合同，总金额逾12亿美元。同月早些时候，AI研究员Andreas Kirsch已率先离职，两人均援引相同理由：谷歌在军事和机密环境中部署AI的治理机制存在根本性缺陷。
指控的核心：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失控
Kirsch的离职声明措辞精准："谷歌的治理与监督机制，不足以在军事和机密环境中安全、负责任地部署AI。"这句话的含义是技术性的，不是道德说教。他没有说AI不应用于军事，而是说现有的管控流程无法追上AI被实际调用的速度和场景。
Liguori的指控更为私人，但同样指向结构性问题。她2023年加入DeepMind，研究方向是电网优化——一个纯粹的民用工程问题。据The Intercept报道，今年4月谷歌公开宣布与五角大楼签署机密AI合同的次日，她便以病假和年假的方式停止了工作。她在内部辞职信中写道："我不再相信我们的技术会对社会产生净正向影响。"
两人都承认受雇用合同中的非诽谤条款约束。Liguori直接说："原则上，我终身不得公开批评谷歌。"尽管如此，她仍选择向BBC发声，理由是公众有权了解军事AI部署的真实情况。选择在法律红线边缘发言本身，就是对这家公司内部异见空间的一次实测。
谷歌的回应，以及它没有回答的问题
谷歌发言人表示，公司会对所有公共部门合同进行审查，确保符合其"可接受使用政策"和"AI原则"，并强调公司提供内部举报渠道且"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声明还特别说明，五角大楼合同明确禁止自主武器和无人监督的大规模监控。
但这份回应没有触碰Kirsch提出的核心问题：在机密环境中，外部审查者如何验证AI使用是否真的遵守了这些原则？AI原则是公开文件，合同是保密的。两者的交集只有谷歌自己知道。
这正是治理真空的本质：承诺是公开的，执行是不透明的，监督机制是自我宣告的。
历史先例：2018年的Project Maven和它的后续
这不是谷歌第一次面对来自内部的军事AI抗议。2018年，谷歌参与美国国防部的Project Maven项目，为无人机图像分析提供AI技术。约4000名员工联署请愿，明确要求公司退出，最终约十余名员工辞职。谷歌在巨大压力下于当年6月宣布不再续签Maven合同。
相比2018年，此次辞职人数明显更少，公开发声的仅有两人。但合同规模截然不同：Project Nimbus是谷歌与亚马逊联合中标的12亿美元以色列政府云计算和AI服务合同，于2021年签署，根据Time杂志2024年报道，潜在规模可能超过30亿美元。五角大楼合同金额另计，且涉及机密项目。
换言之，合同更大了，内部抵抗声音却更小了。这个对比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抗议失效了吗？还是它已经改变形态？
2018年的逻辑是：集体行动可以制造足够代价，让谷歌权衡并退出。结果确实奏效了一次。但那是在AI能力和国防采购规模都更小的时代。
据BBC援引匿名DeepMind员工称，尽管部分员工正在离职，谷歌的新招聘管道可以填补空缺，内部文化可能随时间推移逐渐转变。这句话道出了现实的冷酷逻辑：当劳动力供给充足、合同利润足够大，少数人的辞职能形成的经济压力接近于零。
这意味着此类抗议的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能够迫使公司改变决策的筹码，而更多是一种向公众发出信号的行为：内部有人认为这件事需要外部监督。
Liguori明知不能公开批评谷歌，仍选择向BBC说话，正是这个逻辑的实践——把问题推到公众视野中，让监管机构、研究者和用户自己判断。
真正的问题：AI原则能约束机密合同吗？
谷歌在2018年发布了AI原则，其中包含"不开发用于直接伤害他人的武器或技术"的承诺。此后它签署了Project Nimbus，然后又签署了五角大楼的机密合同。每次，官方立场都是"合同符合原则"。
但原则是否真的能约束机密合同，没有任何外部机构可以验证。这不是谷歌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AI行业面临的制度性挑战：自我声明的伦理框架，在涉密的政府采购面前天然失效，因为透明度是其唯一的执行机制。
Kirsch说的"治理不足"，本质上是在说：你的原则是写给公众看的，不是用来在机密环境里真正运转的。这一点，谷歌的声明没有正面回应，也很难回应。
两名工程师的辞职不会改变12亿美元合同的走向。但这一事件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证据链：具名员工、具体合同金额、明确的治理指控——比任何一份学术论文都更直接地把问题摆上桌面。
AI军事应用的真正风险不是电影里的机器人叛乱，而是现实中这种场景：一套写给公众看的原则，在无法审计的机密场景里，以"符合原则"的名义被悄悄绕过。Liguori和Kirsch选择发声，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让这件事留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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